叶嘉莹：诗教生涯，感发生命

叶嘉莹，号迦陵，生于1924年，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致力中国古典诗词教学、研究、创作已有七十年之久。现任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主要著述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迦陵论词丛稿》、《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唐宋词名家论稿》等。

1924年7月，叶嘉莹先生生于北京，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1945年，叶先生自辅仁大学毕业，即开始古典诗词教学、研究之生涯，迄今已有七十年之久，她将诗意的感性与诗学的知性融于一片诗心。叶先生言及诗意人生，每每落在孔子所谓“诗可以兴”与“兴于诗”之间。先生说：“我平生最受用的一本书，就是《论语》。”

2014年春末，南开大学为叶嘉莹先生庆祝九十华诞，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叶先生向众位宾友致谢，话音清朗，她讲到：“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人生转眼之间就衰老了，我九十岁了，但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讲课，我仍然愿意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先生言语之间，含蕴着七十年诗教生涯的辛酸与喜悦，语气当中更有一种孩童般的认真。这孩童般的认真，令台下坐着的白先勇、席慕容诸位先生会心而笑。

2014年深秋，吾辈有幸侍坐，聆听叶先生说诗论词。为了说明入声字的美感，先生以《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张九龄《感遇•其一》为例，先用普通话四声背诵，再以平仄诵读对比，当即让人感受到，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的音声之美感！叶先生讲解这首诗，兰花、桂花等等词语从她口中讲出来，似乎伴着断续的、清越的童音，像是身后躲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儿。

叶嘉莹先生说诗论词，乐在其中

幼承家学：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生在荷叶田田的六月，叶嘉莹先生的小名是“小荷”，家中长辈就喊她“小荷子”。 叶先生介绍说：“我的本姓是叶赫那拉，或者叫叶赫纳兰，和纳兰容若是本家。不是满族，我们是蒙古族土默特部，被努尔哈赤并吞了。民国革命成功以后，要求改成汉姓，所以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以叶为姓。”

叶家书香门第，祖父是光绪壬辰科翻译进士，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工于书法，母亲毕业于师范学校做过女校教师，伯父更是一位古典文化修养深厚的中医。叶先生在察院胡同23号的四合院里长大，在这座祖宅里开蒙认字。先生记忆里，从三四岁就意识到全家人热爱诗词。下起大雪，父亲就在院子里吟唱一首“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的小诗。伯母跟母亲讲究礼教，不能在院子里大声吟诵，但她们在屋内有时也呢呢喃喃，也在吟诵。

叶先生三四岁时，父亲开始教她识字。她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北京有一种一面黄一面白的纸，叫黄表纸，我父亲书法很好，他在黄表纸上用毛笔写黑字，然后用朱砂笔在上面圈圈，圈画出四声。”后来在伯父引导下，叶先生童年时就于四合院中观物取象、开口吟咏。13岁时曾为一只飞不起来的秋天的蝴蝶吟出“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的诗句，已显天资。15岁咏荷写下“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的句子，更见襟怀。

受家庭影响，叶嘉莹先生自幼接受旧式教育，熟读“四书”。开蒙读的是《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当即触动了她年幼的心灵。早晨听过大道，晚上死去也值得。那个“道”，究竟是什么？

叶先生清楚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写下“数”字，告诉她可以念作“蜀”、“树”、“朔”、 “促”，不同的发音各有其词性与意义。其中第四种念法不常见，出自《孟子•梁惠王》“数罟不入洿池”。“数”（音促）是密集，“罟”（音古）是捕鱼的网，整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把繁密的网放到深水池中捕鱼，以保护幼苗。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父亲任职的中国航空公司仓促南迁，多年杳无音信，叶先生和两个弟弟在母亲的照料下生活。17岁那年，父亲仍然没有音讯，母亲忧思成疾，抱病辞世。叶先生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吃着酸臭的混合面，写下《哭母诗八首》。

幸而还有伯父伯母照顾，学业没有中断。棉袍破了，她自己打上补丁，穿着去上学。“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生活的困难与窘迫，反倒使她更早地懂得将记诵于心的《论语》实践到自己身上。

儿时记诵“四书”，对于叶先生一生都有着至深的影响。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叶先生之钟爱诗词、讲授诗词，则通过诗教之实践，借道“己欲立而立人”，无意中完成了一种“六经注我”式的解读。在《迦陵论诗丛稿》一书中，叶先生论述过治学“为己”与“为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这恰是把握叶先生一生治学的线索。先生凭借锐感与深思，于诗词境界中，获得“为己”的快慰。意识到这快慰的缘起，遂自觉有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把感发生命讲授与人，成了叶先生的“为人”，那是自然而然从“为己”中来的，是一种由小而大由己及人的感发生命之扩展。

师从顾随：足下已尽得之

1941年夏天，叶嘉莹先生高中毕业，考取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清河顾随先生。顾随（1897—1960），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一代诗词名家。“世上都是无常，都是灭，而诗是不灭，能与天地造化争一日之短长。万物皆有坏，而诗是不坏的。”顾随先生之传授、唱和，影响叶先生既深且远。

大学二年级，顾随先生讲授“唐宋诗”课程，叶先生是讲台下一名学生。自那时起，她学于顾随先生门下六年，师生二人诗词唱和，传为佳话。“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这是顾随先生第一次批改叶先生习作所写的评语。顾随先生授课重在感发，旁征博引，一片神行。叶先生听讲伏案记录，写下来厚厚的八本笔记。后来漂泊流离，叶先生自己的衣服、物品全都没能留住，但是那些笔记却一直随身保存。“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羡季先生讲课的记录。先生把诗歌丰富美好的生命讲了出来，所以我一定要保存着。”叶先生说，“我知道先生讲课的好处，所以我知道笔记的价值。”

顾随先生生前不曾留下一本著作。上世纪70年代叶先生回国后，竭尽所能找寻文稿，至1986年《顾随文集》出版，方了却一桩心愿。听顾随先生讲课写下的八本笔记，则交给他的女儿顾之京整理成《驼庵诗话》出版。叶先生认为，这是自己一辈子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另一件则是，她请台湾大学戴静山先生吟诵古近体诗歌，留存下来宝贵的录音，使得古典诗词吟诵之美有迹可循。

1943年叶嘉莹（二排右一）与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留影

 

辅仁大学成绩证书

叶嘉莹先生回忆说：“伯父的引领，培养了我对诗词之读诵与写作的能力和兴趣，羡季先生的讲授，则开拓和提高了我对诗词评赏与分析的眼光和境界。先生对诗词的感受之锐，体会之深，其灵思睿智，就我平生阅读交往之所接触者而言，实更无一人可相伦比。”她又说，“羡季先生在课堂讲授中所展示出来的诗词之意境的深微高远和璀璨光华，则更是使我终生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个重要原因。”诚如文史名家缪钺先生（1904—1995）所言，叶嘉莹先生之于业师顾随先生，可以说是独得其“知赏和真传”。

抗战胜利后，叶先生南下上海结婚。顾随先生邀她家宴送行，赠诗惜别。“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足见对她期许之高、寄望之深。后来局势急转直下，不复有唱和之乐。顾随先生在1947年寄叶先生的信中说道：“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叶先生不负业师期望，果然“别有开发，能自建树”。顾随先生早年报考北大国文系，蔡元培赏其才学深厚，认为再读几年国文系，倒不如研习西洋文学，以期融汇中西、卓然有成，日后他终成一代名家。而叶先生于北美访问交流期间，接触西方文学理论，发现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遂尝试用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诠释中国古典诗词。这也成为叶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先生如是说。

叶嘉莹先生晚年，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一半，用十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以纪念业师顾随先生，同时设立的还有“永言奖学金”，以纪念车祸中丧生的女儿和女婿。

1948年婚纱照

 

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故居前留影

忧患乱离：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顾随先生曾经讲到：“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这两句话早已沉入叶嘉莹先生心底，“我当时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但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患难之后，我想我对这两句话确实有了一点体悟。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

平生饱经忧患乱离，熟知了人生的苦痛与无常，而始终与诗词为伴，叶先生说：“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出生在军阀混战的时期，叶先生以豆蔻年华遭逢日军侵华战争，亲历八年沦陷。17岁丧母，在伯父伯母照顾下，与两个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她回忆说：“上海陷落的时候，我父亲在上海航空公司。南京、武汉陷落的时候，父亲都在后方，多少年没有音信。那时候我母亲得了子宫癌，要到天津租界的外国医院开刀治疗。我母亲放心不下三个孩子，手术后坚持要回北京，她是在火车上去世的。”

1948年3月，在北平几所中学教书的叶嘉莹先生南下上海结婚，与丈夫生活在南京。时局剧变，11月，她和家人迁至台湾。1949年年末，叶先生的大女儿才四个月，白色恐怖笼罩台湾。丈夫被怀疑是“匪谍”，关押牢狱逾三年。丈夫被捕后的第二年，叶先生与不满周岁的女儿，也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

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看叶先生实在不懂政治，把她放了出来。此时丈夫的宿舍被封，薪水没有了，自己被抓后失去工作，宿舍也没有了。天地之大，竟没有栖身之所，叶先生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丈夫的姐姐。姐姐家也很困难，只有两间小卧室，姐姐和姐夫住一间，两个孩子跟奶奶住另一间。叶先生带着吃奶的女儿惟有在走廊里打地铺。

等到主人一家入睡了，25岁的叶先生才带着吃奶的女儿睡下。第二天很早就起来，赶在主人家起床前，把铺盖收拾干净。中午怕小孩儿吵到主人午休，她只能抱着女儿走入烈日当头的户外，去远处的树荫下徘徊。是时，叶先生写下五言律诗《转蓬》一首：“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叶先生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当时公立学校都不敢聘用她，她在一所私立学校谋到一个教职，便带着女儿搬进了学校。几年之后丈夫出狱，久困狱中致使性情大变，动辄暴怒。一段时间里，叶先生不堪忍受，甚至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后来经师友举荐，她同时在淡江、辅仁、台大三所大学任教，不辞劳苦撑起一个家庭。生下小女儿后，没怎么休养，又染上了哮喘。“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最终是王安石这首诗，给了叶先生慰藉与启示。她默默隐忍，对丈夫宽容忍让。

后来，叶嘉莹先生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全家人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正当她以为自己挨过了苦难，终于可以安稳度日之时，1976年3月，结婚不足三年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却在车祸中双双亡故。车祸发生之前，叶先生途经多伦多还探望过大女儿一家，随后她又转往费城，探望小女儿夫妇。到费城的第二天，就闻此噩耗。

叶先生默默操持后事，待丧礼结束，她把自己关在家中，一段时间里不见任何人。那时她经不住任何人的关心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那段时间，她写下了《哭女诗十首》。母亲过世，女儿女婿罹难，逼迫着叶先生思索人生的短促与无常。个体的生命到底短暂，文化的传承却能够长久。多少年过后回想往事，叶先生淡淡地说：“我以前的苦难是非常多的，可是我现在觉得，我真正的寄托、我的心意，在于传承。”

从1950年代起，叶嘉莹先生开始著文评析诗词，第一篇论文即是写王国维的一首词。当时叶先生感到人生至深的悲哀，而王国维诗词恰写得极为悲观。1970年，叶先生第二次去哈佛，开始王国维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单独给她一把钥匙，闭馆后仍可留下工作。夜晚，她独自走过长长的、静静的通道，“竟有一种感觉，仿佛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

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则记载着叶先生与王国维之心灵交谈的痕迹，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指出：“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作者的词学观,多少受了王国维的影响，而诗词的写作，亦与王国维多有暗合之处。更主要的是，王国维严肃、沉凝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风尘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

“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我之所以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召唤。”叶嘉莹先生如是说。

诗教生涯：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我投身教学是一种必然，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其他的能力。大学毕业分配去教书，那我就教书了。一教书，就从教书之中得到很大的快乐。我对于年轻的学子，能够把我所体会的、 所了解的说给他们听，往圣先贤、诗家词人那些感情、理想、志愿，同学们听了也受到感动。这样我就爱上了教书的工作。”

叶嘉莹先生从1945年开始教书，七十年来不曾间断。自辅仁大学毕业之后，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台湾，再往美国、加拿大，又重回大陆、台湾。她不只在中学、大学的讲堂里讲过，还在广播、电视上讲过，哈佛的研究生教过，幼稚园的小朋友也教过。

并且，叶先生比其他教师多教了几倍。人家一般只教一个学校，她却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教三个中学，在台湾教三个大学。当时叶先生在台湾遭逢困顿，许世瑛先生、戴君仁先生举荐她到台湾大学教大一国文和历代文选。后来又请她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职授课，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苏辛词。淡江大学设立夜间部，也让她教。叶先生说：“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课。”

1962年台大中文系一年级师生合影

 

上世纪50年代在台大任教时为小朋友讲课

 

1993年春，叶先生在哈佛大学远东系讲演

当时大陆断绝了与美国的文化交流，美国人要研究汉学只能跑去台湾，而叶先生在台湾三所大学、两个电台同时授课，于是那些汉学家主动找过来，听她讲课。久而久之，遂邀请她去国外讲学。

1966年，叶先生受邀往美国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在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任教两年。两年后她不顾哈佛挽留，执意回到台湾，一则不能背信弃义耽搁了台湾三所大学的课程，再则老父尚在台湾，不能丢下他一个人。 “我先生是被国民党海军关了好几年的，当我在北美教书的时候，他就要出去，他出去以后不肯回来，所以是我回去了。”叶先生如是说。

“最初去美国是他们请我去的，我就提条件说，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英文不够好，我只教研究生。既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们应该会说中国话，我用中国话教。密歇根大学答应了，哈佛大学也答应了，我教了这两个学校。我是交换身份去的，两年以后我回了台湾。本来他们留我，要把我留在哈佛大学。跟我合作的教授很奇怪，问我为何非要回去，在台湾经受了白色恐怖，还被关起来过。我说我要守信用，九月开学了，我教三个大学，每个大学至少三门课。不能背信弃义。”

哈佛尽可能地提供便利，让叶先生以后每年探亲，和丈夫、女儿在北美相聚，并且请她每年暑假过去讲学。回台湾的第二年，哈佛大学再度邀请叶先生。那时台湾政治敏感，担心叶先生一家移民，扣留了她的签证。后来叶先生去到加拿大，计划转赴美国，又因为一些流程问题而滞留温哥华，不成想就此留了下来。在温哥华教书半年，叶先生即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当时我先生在北美没有找到职业，两个女儿在读书。我没有办法讲条件，就答应了用英文讲课。”叶先生以不通的英文教课，学生们仍然听得津津有味。语法不很完美，发音也不很正确，可是学生并非向她学英文，能够明白大意就好。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叶先生在加拿大用英文讲课，一样用中国的方法，知人论世。当时有位美国教授听过叶先生讲课，称赞她教书是天才。

就这样，叶先生在加拿大、美国用英文讲授中国古典诗词，一讲就是几十年，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然而这也是无奈之举，叶先生坦言，“是被逼出来的”。那时，她每天晚上翻字典查生字直到深夜两点，第二天再上讲台教课。并且批改试卷是英文，备课也是英文。这使得叶先生的英文取得进步，并且从中受益。

当时她也去旁听外国人讲课，并且找他们的书来读。“读来读去感到很有意思，很多用中文讲不通的话，用英文的理论都讲通了。这真是好事。”叶先生说，很多地方用我们的理论讲不通，“你看中国古代诗话，这首诗高古，那首诗清远，严沧浪说有兴趣，王国维说有境界，王渔阳说有神韵，神韵、兴趣、境界是什么？这些怎么解释？”可是用英文讲，就能讲清楚，“不但让外国人明白了，我们中国人也豁然贯通了。” 

叶先生在温哥华家院中

1979年初，叶先生第一次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

1970年中加建交,1974年，叶嘉莹先生终于能够回国探亲。“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将近三十年的思乡之情，令她一口气写下2700多字的长诗。在火车上，叶先生见到有年轻人正在读一本《唐诗三百首》，她惊喜不已。纵然历尽磨难，她想，“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对于挨过患难的自己是如此，对于饱经人文浩劫的故土亦是如此。各地游览，叶先生每到一处都受到一种特别的触动。在桂林，导游为游客背诗，在西安，导游同样在背诗。在长城脚下，她买到一本《天安门诗抄》，感慨中国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历尽劫难，仍然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

1978年暮春，温哥华住所的门外，叶嘉莹先生经过门前小径，走向马路边的邮筒寄一封信。那封信写给国内教育部门，为的是申请回国教书。在海外教书时，叶先生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翻译成英文就逊色了许多。用英文授课，也往往不能尽其意。先生想要回到她的诗词故土，用汉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1979年，叶嘉莹先生的一纸申请得到批准，从这一年开始，她利用放假的时间回国讲学。三十余年，叶先生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授古典诗词数百场，年过八旬以后，她依然常常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往返于中加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往返旅费都是叶先生自己出。长期任课的一两所学校曾经付给叶先生讲课期间的生活费，除此之外，先生多年来在各地讲学，大都没有任何报酬。

每上讲台，叶先生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情感丰沛，神采飞扬。她亲身体会到古典诗词中美好的精神，而年轻人往往感受不到，她很想打开一扇门，把年轻人领进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叶先生说，“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当年叶先生讲课的盛况，许多人仍然记得。南开中文系为叶先生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在300人的阶梯教室每周授课两次。“文革”刚刚结束，学生们如饥似渴，不光是南开的学生，天津各个学校的学生都赶来听课。临时加的椅子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以至叶先生授课要走进教室都很困难。后来中文系不得不提出一个办法：持听课证入场。结果很多学生找块萝卜刻章，自制听课证。教室的走廊、墙边、窗口，仍然挤满了学生。有时学生们不愿下课，等到吹了熄灯号才纷纷离去。

1990年，叶嘉莹先生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这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比之学术研究与诗词创作，叶先生更加看重自己在古典诗词教学方面付出的辛劳。她内心深处，是关于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迫切感：“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承前启后，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能让优秀的文化遗产损毁、丢失。”

 

1948年学生送叶先生南下合影

 

2014年平安夜叶先生在南开寓所与部分弟子欢聚

2014年暮春，南开大学举办“庆祝叶嘉莹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叶嘉莹先生致辞：“我一生，七十年来从事教学的工作，这是我愿意终生去投入的一个工作。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仍然要教古典诗词。我在南开写过一首小词，写到了‘莲实有心应不死’。荷花当然会凋零，花瓣是会凋落，但是结成了莲蓬，莲蓬里有莲子，莲子里有莲心。有莲心在，就不会死。我曾经看到有杂志报道，古墓里挖掘出一颗汉朝的莲子，培养之下居然活了，还可以生根、长叶、开花。所以我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人转眼之间就衰老，转眼之间我九十岁了。人生几十年，就这么过去。在我们的来去之间，要把美好的精神文化传承下来，不要把它断绝。我愿终生做这样的工作。我虽然九十岁，只要我能站在讲台上讲课，我仍然愿意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这首词大概写于1999年9月，当时海外友人捐资建筑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刚建成不久，叶先生仍住在专家楼的宿舍中，她已经在加拿大与中国大陆之间往来授课二十年。那天从研究所往回走，听到天上有雁鸣，她口占了几句词，“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叶先生每年都是在北雁南飞、荷花凋落的时候回来。“我来迟”，不只是说这一年没有赶上荷花开，也是说自己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尽管如此，还是要尽力而为。人生数十个寒暑，很快就过去，转眼已经衰老了，但是她有一个梦，依然很痴。她一直要尽己所能，以绵薄之力护着不死的诗词生命，像汉墓莲子一样开出花来。所以是，“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近几年叶先生陆续从加拿大带回来几十箱的材料，那是她在各地讲课的录音录像，有近两千小时，她与弟子们正陆续将这些材料整理成书。叶先生说：“我有一天，不能站在台上，也不能讲课了，但是至少还可以指导学生来整理这些材料。一直到现在，他们整理完我演讲或讲课的稿子，我都仍然亲自看、亲自改。我每天晚上两点半睡，早上六点半起床，这是我多年来的生活。”

1945年，叶嘉莹先生自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开始了她绵延一生的古典诗词教学工作，七十年来不曾停止。从北平到南京，从台北到波士顿，从密歇根到温哥华，中加建交之后，她回到大陆继续讲授古典诗词。京津，川陕，江浙，湘鄂，八桂，新疆，关东，岭南……叶先生行遍大江南北，余音绕梁。

直到现在，叶先生仍然每周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正式招收的研究生只有三人，但是旁听生很多，到了上课的时间，一大堆热爱诗词的学生聚拢在先生家，围坐听讲。“有些三十多年前的学生，他们也还愿意来旁听一下”，叶先生如是说。

无论是在大礼堂为成百上千人讲课，还是在教学楼给数十人、三两人上课，叶先生都是全心投入。博士生十几万字的学术论文，小朋友二三十个字的诗词习作，她都认真批改。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叶嘉莹先生二十年成长历程，七十年教学岁月，整个生命都在诗教之中。她这一生，是诗教的生涯。

先生之风：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台湾长庚大学校长包家驹，是叶嘉莹先生的外甥。他直到走进叶先生在UBC大学任教的办公室，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舅妈是一位教授。在他过往的印象中，舅妈只是一位家庭妇女：回到家洗衣擦地，炭火盆上架个竹罩子烤尿片儿，水沟不通了伸出手就去掏水沟。后来听其他学者说起，包校长才意识到舅妈有如此成就。

一个人住在温哥华时，叶先生不必再为家事忙碌，她的早餐长年就是两片面包，再有一碗麦片。当年在图书馆埋头做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拿两片面包自制一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当作午餐。晚餐从馆外的推车上再买个三明治，然后伏案到深夜。叶先生说：“怎么省事怎么来。吃什么都无所谓，填饱肚子而已。”

叶先生在北京老家收拾行李

 

刘乃和、叶嘉莹(左二)、邓广铭、启功诸先生于北京师范大学（选自学林春秋）

直到现在，叶先生早上仍然是喝点粥、吃块馒头。到了中午，把昨天晚上的剩饭剩菜热一热就吃了。每天下午五点半之后，有位保姆过来给她做晚饭。晚饭多做点，留下一半，又是明天的午餐。

第一次回国教书，叶先生特意从香港买了一件蓝色的中式人民装。据学生们回忆，叶先生讲课从来不拿讲稿，她喜欢随讲随写，常在黑板上大段大段写下文句，从右向左，竖排繁体，写了又擦，擦了再写，满满一黑板。因为皮肤过敏，她的手总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所以那时候她的手上经常贴着胶布。

叶先生修养深厚，讲解精妙，话音清朗，常常令学生们受益良深、喜不自胜。如今年事愈高，身体偶有不适，先生不再大量讲课，可是她的学生仍然还在增多。采访过程中，叶先生取出一封信，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邮寄来的，表达他观看叶先生讲课录影时，那种醍醐灌顶的切身感受。叶先生把那封信念给我们听，直到她累了为止，在先生心目中，私淑弟子的一纸来信，远胜过十多家媒体的采访设备。

此前有位大学生，原本在南方某高校读法律。正值失落迷茫，他从电视上看到叶先生讲课，遂被深深吸引，就此决心报考研究生，投入叶先生门下。毫无古典诗词的基础，而他径直给叶先生写了信。先生当时正在住院，很快就托人回信，予以鼓励。后来这个学生一直跟随叶先生读完了博士。

有一次，几位中青年教师谈及，现在学生素质降低，对某些学生不必那么认真。叶先生遂讲起在台湾教书的往事。她曾在一所程度较差的私立女中教课，那里的女学生大多只想混张文凭当嫁妆，可她并不因为学生的程度低而敷衍了事。她说：“纵使我不考虑是否对得起学生，也要考虑是否对得起屈原、杜甫等等历代诗人。

叶先生授课并不讲究任何条件。她教过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也教过幼稚园的小朋友，在一两千人的大礼堂讲过课，也为十来个或三五个人上课。先生相信孩子们天性喜爱诗歌，用画画的方式启发小朋友学诗。她曾在加拿大为华裔儿童讲古诗词，第一堂课先把篆体“诗”字写下来，告诉孩子们：右上的“之”像是“一只脚在走路”，“之”下面有一个“心”，当你想起家乡的亲人、家乡的小河，就是你的心在走路了，把你的心走过的路说出来，那就是诗。

凡看过叶嘉莹先生青年时代照片的人，无不因她的优雅美丽而惊叹。叶先生则笑言：“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漂亮不漂亮。”大学毕业时，男同学们对每个女同学给出一段编排，叶先生得到的编排是“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

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并不曾真正恋爱过。“我一辈子就是没有什么爱情故事。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得那么好，长得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有人给我写过诗，也有人给我写过信，但是我都没有回。”叶先生如是说。

台湾现代诗人痖弦先生在接受访问时回忆道，在某个影院曾见到一位女子，他后来一直在想，这个女子是不是叶嘉莹先生。记者半开玩笑，您跟叶嘉莹先生打个招呼，邀请她喝杯咖啡不好嘛。痖弦先生说，叶先生是“意暖神寒”，不那么容易接近。

而叶先生其人，实在还有风趣幽默、可亲可近的一面。授课时她讲到李延年的名句“北方有佳人”，就问学生们，李延年说北方有美丽的女子，那是不是只有北方有呢，南方有没有美丽的女子？当然有了，所以曹植的诗里就写过“南国有佳人”。不只南方有啊，阮籍还写过“西方有佳人”呢。

因缘际会，叶先生在加拿大任教时，曾经见到来温哥华说法的宣化上人。宣化上人见叶先生在座，坚持邀请她上台讲课。先生回忆道：“寺庙住持他们盛情难却，我不好推辞，但是讲什么呢，总不能讲《花间词》吧，写得都是美女跟爱情。我看这间寺庙环境清幽，于是就讲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结果那位上人说我讲得很好，让我每周过去讲一次，就这样一直讲了十八首陶渊明的诗。多年以后，当初的一位女弟子削发为尼，做了上人的门徒，那位女弟子对我说，陶渊明的组诗二十首，您在温哥华只讲了十八首，还有两首没有讲。于是他们邀请我去讲剩下的两首，我就去把那两首也讲了。这样，我在寺庙里面讲完了陶渊明的组诗二十首。” 叶先生说，“那是陶渊明的饮酒诗”。 

叶先生与外孙女思勤在温哥华家中后院

 

为叶先生的精神所感召，温哥华实业家蔡章阁先生捐助南开大学兴建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资采购图书、设备等。图为1999年，叶先生在新落成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

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多年前在一间书店看到一本叶先生的书，当时他“竟然站在那里读完了整本书”。他读过叶先生的著作，又找讲课录像看，后来还乘上飞机专程来听课。沈秉和先生捐资百万给叶先生的研究所，购买图书和设备。他看叶先生年过八旬还往来奔波，又想捐建一座小楼给她。叶先生认真地说：“我拒绝了。给学校捐款可以，给我个人捐款的话，我向来不接受，个人的住房我也不要。”

因叶先生已是九十高龄，大家以为她不该每年越洋奔波来讲学，沈秉和先生与另一位加拿大友人刘和人女士各捐资百万人民币与南开大学合作为叶嘉莹先生筹建迦陵学舍，前不久如期完工。一众师生都很高兴，叶先生如候鸟一般往来于中加之间三十年，如今终于有了安居之处。而在叶先生看来，迦陵学舍仍然是个研究所，只是她年龄大了，教研和起居一并放在学舍里。“我还是很幸运的，很多朋友对我都很好，学校对我也很好”，叶先生说，“但是捐给我个人的我一概不要。我的余生是要把我体会到的中国诗歌丰富美好的生命说给年轻人听，这是我一生的愿望。”

采访当天下午，笔者跟随叶先生助理张静教授参观迦陵学舍。室内走廊将要安装扶手，张老师与施工队的师傅们反复讨论，左侧还是右侧、高度如何、什么材质。见到他们精心考虑怎样安装扶手，笔者才真正意识到，叶嘉莹先生已是鲐背之年。说诗论词，先生依然精神爽朗、中气充沛，可是子孙不在身边，终有一天，走路必须依靠扶手。此前谈及迦陵学舍，叶先生说，“我想在院子里种一棵海棠。我喜欢种一棵春天会开花，秋天会结果的树。” 

笔者屡次注意到，叶嘉莹先生感时忧世的话语之间，有着一种“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的精神气质。她曾经写下诗句，“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时下都说“斯文扫地”，而叶先生志在“斯文补天”，具体实践仍然诉诸诗教，难怪有位朋友称她为“穿裙子的士”。杜甫写“再使风俗淳”，前面一句是“致君尧舜上”。叶先生讲授杜诗，崇仰其人其诗之外，却是超越了古人君臣之观念的，她打通了传统“诗教”与现代“启蒙”。

一生历尽辛酸苦痛，问及生平最快乐的时光，叶嘉莹先生不假思索，回答说是在哈佛大学全心投入王国维词学研究，默默工作到深夜的那段光阴。“我的办公室就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面，一开门到处都是书架。而且图书馆给了我特别的优待，五点钟所有人都出去了，我可以留下继续做研究。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叶先生说，“我离开的时候，负责把图书馆一层层关灯、锁门。当我关灯从密密麻麻的书架中走过时，我恍惚觉得，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

感发生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学问知识，更是为着古典诗词中的感发生命”，叶嘉莹先生回顾平生治学、从教，如是总结。她说：“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的一种本能。无论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生命，生生不已的感发力量。”

“感发生命”是叶嘉莹先生论诗之根本。先生说：人对于宇宙、人生应当抱有一种关怀、一种爱心，学诗就是要对天地、草木、鸟兽，包括人世的聚散离合，都有所关怀。诗是感情的活动，而人是感情的动物，诗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谈及作诗填词的亲身体会，则首先是“不得于心者，固不能笔之于手”。叶先生说，“如果不是我真的有感受，真的有理解，我是不会把它写出来、讲出来的”。先生解释《诗经》“赋、 比、兴”三种写诗的方法，正是从物象与心志的关系出发：赋，即物即心；比，由心及物；兴，由物及心。着重看感动的缘起。

“好的诗人，都是有理想、有感觉、有修养、有实际生活体验的，这样的诗人写诗带着他整个的生命，把这个人整体的感情、怀抱、志意、学问、修养，全都体现出来。杜甫说“摇落深知宋玉悲”，辛弃疾说“老来才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千秋异代可以相感动，所以诗歌是有生命的。

“诗是得之于心，所以读历代伟大诗人的作品就会有莫大的好处，读诗让人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叶先生说，“每一个人，天性禀赋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读诗的体会就都不同，重要的是把诗人最初的、本质的感情体会到。”在某次指导青年朗诵诗词时，叶先生现场做最后的讲评，面对场内所有人，她坦率地说：“你们都是造作的。”在叶先生看来，用一些漂亮的声调、夸张的动作来读诗，无法诠释诗里面的感情。

随后叶先生告诉大家：古人吟诵诗歌，是一种心与心的交互感动，读者的心与诗人的心相通。中国古人的修养并不是向外张扬的，像古筝、古琴，在大庭广众下演奏并不合适，往往是内向的、内在的追求。所以中国古典诗歌讲求吟诵，清风明月间，自家的心志与一首诗打成一片。而面对大庭广众，用夸张的声音、手势、表情来朗读，内心没有相应的感受，这就接近虚伪了。任何艺术，只要你外表夸张的形式超过你内心真诚的感受，那就是虚空的。似乎叶先生直率得不近人情，实则因为她最重视诗歌情感的真实与诚恳。

关于诗词的诵读，叶先生特别重视平仄，她说：“平声、仄声一定要读对。普通话把很多入声字都念成了平声，这样就不合乎格律。”叶先生即兴吟诵了一首李商隐的《嫦娥》，诚如先生所言，“像我这么念，不讲解，都感觉到诗里面的感情”。同时她也提到，不必完全按照古音读诗词，“明朝有人写过《毛诗古音考》，我们现在并不需要做那样的工作，如果按照古音来读，现在根本也读不下去。只要注意平仄就好。”

叶先生说，诗歌的感发力量，源自它本身的节奏、声韵，那种抑扬顿挫。每一字，它的形、音、意；每一句，它的音节停顿、文法结构。这些因素融合成一个整体，自然而然。诗歌的美感是整体的美感，把古典诗词翻译成外语，美感就完全不同了，翻译成白话也一样。翻译仅是有个大意，原诗整体的美感无法传达。

叶先生曾经整理出来易于掌握的平仄规律，供年轻人学习。她说：五言七言律诗绝句，基本形式差不多。古人所以出口成章，是熟悉了平仄跟声韵，吟咏而出就合乎格律。纯熟以后，格律不再是束缚，反倒成为一种兴发感动的途径。李杜诗篇都是借着吟咏作出来的，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有时因为意思，有时因为声音。这种斟酌，不是单纯的理性安排，是结合着声音体会出来的，那是一种微妙的感受。

 

叶嘉莹先生即兴吟诵诗词

“我是拿着调子来吟的。”叶先生随口吟诵起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后告诉我们，“好雨知时节”的“节”字和“当春乃发生”的“发”字都应该读入声，现在的音调没有入声，可以用短促的去声代替。她说：“你除非不写中国旧诗，要写旧诗，最好学会吟诵。”

“我自己作诗填词，也是这样边吟边写。而且修改的时候，哪个字妥当不妥当，仍然要一边吟咏，一边斟酌。写诗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凑。我写诗从来不是趴在桌子上硬写，而是让诗句随着声音跑出来。是真的，我不是在说笑。”叶先生如是说。

自始至终，叶嘉莹先生非常重视吟诵在诗歌教学中的作用。她告诉我们，吟诵从周朝就开始了，周朝太师教卿大夫的子弟学诗，讲求“兴、道、讽、诵”。兴，诗人的兴发感动。道，三声，引导。讽，把书合起来背诵。诵，以声节之，抑扬顿挫。例如杜甫的《秋兴八首》，先要了解杜甫其人，知道他的际遇，再从吟诵当中体会诗人的感发生命。

从鉴赏来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写诗。成就一首好诗，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甚至不避讳内心的软弱与失意。”叶先生举例说，杜甫《曲江二首》有“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两句，表面看来，那种及时行乐的心态与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志趣理想相悖，而这恰恰符合他当时的情感逻辑。所以读杜甫诗要结合他当时的生活和心境来看，杜甫的可贵在于他能把当时屡上谏疏而不被接纳的失意生动真切地表达出来。诗人是活泼的人，读诗，就是感受生生不息的活泼生命。

作诗、读诗无不讲求真与诚，学术研究也是一样。“王国维先生对于学术，并没有什么区分中外古今的狭隘成见，而且他认为，无论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只要你真是在追求一个真理，就一定要忠实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啊？就如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那样，‘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见得好，但至少我说的话是真实的，发自我内心。应该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你自己。欺人或自欺，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内心也不会平安。”

叶先生告诉我们，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碑撰写碑文，最后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静安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学问，可以与天地同期长久，可以和日月星辰辉映共明。

“周先生的诗，无论就意境而言，无论就表现而言，其发意遣辞，都源于一份真切的诗感”，这段话见于叶嘉莹先生为台湾现代诗人周梦蝶先生（1921—2014）的诗集《还魂草》所写的序文。叶先生一以贯之，她论评现代诗，同样看重那一份真切的感发。

“各有各的好处”，叶先生说，她从来不反对白话诗、现代诗，学习西方是有它的意义的，而胡适说杜甫的诗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不通，那是胡适不懂得其中的好处。1960年代，叶先生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这是她最早出版的一本书。于序、跋当中，叶先生阐释杜甫以其博大精深开拓七言律诗，至于“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之成就。叶先生对现代诗之“反传统”与“意象化”表达了同情之了解，同时也指出“不成熟的浅白”与“不健全的晦涩”两大阻力，期望白话新诗植根传统、撷取西方，展现生机气象。

受益《论语》：在人生中求得印证

中午十二点多，采访结束了，十多家媒体的记者、摄像师陆续离开。此时，叶嘉莹先生独自坐在椅子上休息，双手拿着一本《论语》，默默按在膝头。笔者于是继续请教叶先生，平生读《论语》的感受。方才了解到，叶先生对于《论语》一书，有着真切的体悟和深厚的感情。兹整理如下：

《论语》是我童年时所读的第一册启蒙读本，也是对我平生影响最大，使我受益最多的一本书。幼年时，我跟着父母认了不少字，也背了不少唐诗。到了入学的年龄，父母没有送我进入一般的小学，而是请来家庭教师教我读“四书”。第一册读的就是《论语》，所请的教师是我的姨母，所用课本是当时坊间常见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姨母觉得我年纪尚小，讲书时并不斤斤于字句训诂，而着重说明义理大略。我对书中义理并无深刻了解，却极感兴趣。以后我常常回想，大概我生来就喜欢反思人生种种问题，想要将所学的义理在生活实践中印证。

记得我初读《论语》时，对其中之深义虽然并不能理解，但却已经有了一种朦胧的追求和向往，想要在人生中求得印证。《论语》里种种为学与为人的境界，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吾日三省吾身”等，那时我自觉可以理解和印证；至于“仁者不忧”、“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类，则自觉还不能完全理解和印证。就我的天性而言，则是偏偏对于这些未能全解、未能印证的，有着更大的好奇，想要一探究竟。

早年我所接受的是以熟读背诵为主的传统教育，无论懂与不懂、解与不解，一概深深地印入脑中。《论语》是我最早背诵的书，也是我最为熟记的书，此后数十年的人生路途中，无论遇到任何困惑或苦难，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我往往就由此一两句话，得到了答案和解脱。

在抗战后期北平沦陷区的艰苦生活中，我不得不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却能不以为耻，吞食难以下咽的混合面，也能不以为苦。正是因为《论语》里的“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及“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等一些语句，当下便给予我精神力量，使我对于衣食之艰苦不复介意。

因为对于“四书”都曾熟诵，我就更可以反思贫苦中何以自处，联想到“四书”中其他一些语句，如《论语》所说的“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不仁者”俭约贫穷是苦，所以“不仁者”不能久处，富贵享乐应该是福了，何以“不仁者”也不能长处呢？我想起《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以及《中庸》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等，体悟到所谓“仁”者，内心中自有一种安身立命的自得之处，如此方能不被外界一切物质环境左右。

这种融会贯通的体悟，也应该正是孔子所重视的一种教学方式，“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求学之道贵在有“举一反三”的联想和体悟，这种联想的作用，在诗歌教学中尤为可贵。孔子称许子贡、子夏两人是“可与言诗”的弟子，子贡从孔子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两句诗，子夏则从孔子对“素以为绚兮”一句诗所作的“绘事后素”的解释，联想到“礼后乎”的人格修养。

孔门论诗，特别注重“兴”，既说“诗可以兴”，又说“兴于诗”。大概正是由于我在幼年时诵读《论语》，受了这些言语的影响，所以我后来教授诗词，才特别注重兴发感动的作用，而且这种感发往往与人生之体验和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看来，不仅诗歌充满了活泼的感发之生命，《论语》一书也同样充满了活泼的感发之生命，而我平生读书最大的乐趣，就是从中探求、体会这一份活泼的、可以使精神提升起来的生命力量。也正是从这一点来说，《论语》是对我平生影响最大，使我受益最多的一本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的累积，我对于当年所不能理解的“仁者不忧”及“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等言语，也开始逐渐有所理解和体悟。

不过，使我惭愧的则是，我从《论语》受益虽多，然而对于从教学方面弘扬《论语》一书， 却未曾尽过丝毫力量。其实，当我为自己的《作品集》撰写序言时，我就曾对自己为学的不足之处做过一番检讨说，“我一向并无大志”，而且对于自己也“从来未尝以学者自期”。所以对于《论语》，虽然幼年熟诵，终生受益无穷，然而说来惭愧，原来我却连我幼年所读的朱熹《集注》都未曾好好研读。数十年来我在海内外各大学讲授诗词，在教书、写稿时，往往引述《论语》中的言语，都是因为熟诵而自然涌现出来，我实在并未曾对这些语句在任何注本中做过研考。有些友人和学生常听我征引《论语》，曾向我提出讲授《论语》的要求，而我自己则因为对《论语》一书及儒家思想，并未曾做过系统研究，因此迟迟不敢应承。

我自愧对儒学并无深入之研究，但作为一个自幼诵读《论语》而受益者，我却想藉此机会对有心诵读《论语》的青少年，再说几句话。那是因为，我此前找出一册朱熹的《论语集注》阅读。方一开卷，就在序里面看到几句极其值得注意的话，那是朱子引程颐的几段话，其中一段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有一段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论语》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其语言简短，各自独立成章。悟到一句话，就有一句话的受用，而且所悟之道随年龄、体验之不同而与日俱进。

后记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叶嘉莹先生讲授古典诗词七十年之久，她的许多学生也成为了中文教师。有学生记述道，每次去先生家，叶先生问得最多的就是，“有没有爱好诗词的学生？”是为后记。

（本文经叶嘉莹先生审阅，承蒙叶先生亲笔批改，谨此拜谢。同时感谢南开大学中文系张静、可延涛两位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笔者采写、整理，参考相关著作、访谈、杂记，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