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文人对绘画艺术的影响：金国为何比南宋更推崇苏轼

1126 年，女真人攻陷开封(汴京)，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这之后，宋王朝还在南方维持着，北方女真统治的地方称为金。他们的文明在金世宗(1161—1190在位)统治期间发展，在金章宗(1190—1209在位)时期达到鼎盛。直到蒙古入侵，最后一位金朝皇帝被杀，这个王朝于1234年灭亡。虽然女真人草创了自己的语言，但他们推崇汉族文化，倾向学习汉语。在他们统治期间，招揽了很多汉族官员。金国皇帝喜好儒家，皇族宗室学习文人艺术。因此，文人官员的声望依然很高，北宋文人是各种艺术的学习典范，绘画也是如此。

与此相对，南方的画院兴起了一种新型艺术。徽宗的儿子高宗(1127—1162在位)在杭州复兴了画院，又开始大量收藏绘画。 在皇家赞助下，院画家的风格主导了那个时代。在南宋开端，文人对艺术的影响还能在宫廷见到端倪，但在高宗统治期间，这种影响逐渐减退。当然，文人艺术传统在民间依然传承，到13 世纪中叶，典型的文人画样式出现。在追溯北宋文人的同时，这两种绘画传统都各自获得发展。将金与南宋的艺术相比较，会发现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南宋文人画发展的评估要与院体画联系起来。南宋期间，文人画与院体画之间的鸿沟是否增大了呢?能否从主题或风格上对文人画和院体画进行区分呢?进一步说，把南宋文人画与金朝文人画相较，两者分别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通过对中国南北方艺术和社会广泛的背景进行分析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将逐渐明晰。

金朝延续着北宋以来的文人文化，各种艺术互相关连。中国文学史把苏门学派与二程学派区分开来。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与苏轼是政敌。苏轼对佛道都比较接纳，但他没有留下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他的主要影响是文学方面的。程氏的道德哲学被后来的南宋学者朱熹发扬光大，理学也成为文人思想的主宰。朱熹的学说开始并不为北方所知，直到13世纪30年代初，一位宋朝文人赵复被金国俘虏，朱熹的学说才传播到这里。这一时期，金国文人争相学习朱熹的注疏，因为一百年来， 金与南宋没有任何学术交流。翁方纲(1733—1818)的一句话说明了两种文化的隔阂，“程学盛南苏学北”。

在金国大部分地区，苏轼无疑是文化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在与金世宗的对话中，耶律履说苏轼是宋代名臣中最卓越的，并说服皇帝刊行苏轼的奏议。从金国严格的公文风格中，可以看出官员的道德严肃性，这与南宋官员不同。元好问(1190—1257)等文人就以明显的金国文学传统来思考问题，金朝诗歌的发展也与新的南宋诗歌样式不同。金朝诗歌主要受苏轼和欧阳修的影响，词也以苏轼为源头活水。在文学理论方面，赵秉文和王若虚被列为苏轼的后继者。元好问虽然批评过苏轼，但他对诗歌的讨论也是从苏轼那里派生出来的。书法方面，依然能看到对北宋文人模式的依附。很明显，金章宗学习了宋徽宗的书法风格，还效仿他对艺术进行支持和赞助。赵秉文学习苏轼、王庭筠和米芾的书法风格。赵秉文(1159—1232)是那个时代的文士领袖，并赞助了元好问，他视苏轼为文学和书法的楷模。赵秉文也画画，专事文人题材绘画，如墨梅、墨竹和墨石，他把草书笔法运用到绘画中，因而受到推崇。在所有这些艺术中，赵秉文延续着苏轼文人圈的那种形式，整体吸收了北宋的文人文化。赵秉文的绘画可以看作是他诗歌与书法的附庸。

如同在北宋，最负诗名的文学之士如赵秉文和元好问，在这个时代也成为了重要的文人画家。这些有影响力的才俊汇聚一堂，围绕一位著名的文学之士，继续苏轼朋友圈的那些雅事，如应艺术家或主人之请，在画上题跋。有一次，一位文人画家创作了一幅图，表现元好问的隐逸，赵秉文和友人们在上面题了诗， 这是最古老的一种文人绘画题材，反映田园生活，并附有题款来记述。从文献看，金代艺术家中最受文人推崇的是杨邦基、武元直和王庭筠。他们三人都写诗，其中两人有官职。王庭筠是金代最知名的画家。他生于1152 年，1176 年考上进士，1202 年去世，年仅五十岁。他是翰林修撰，书法学习米芾，还学习文同的墨竹。山水画方面，他跟金代文人任询学习。元好问在一首诗里称赞王庭筠的卓越:

郑虔三绝旧知名，

付与时人分重轻。

辽海东南天一柱，

胸中谁比玉峥嵘。

唐代郑虔在诗、书、画方面都成就非凡，作者以此同样称赞王庭筠，并称他卓绝于世，如同南天玉柱。

金王庭筠《幽竹枯槎图》·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

北宋文人对绘画题材的偏好也影响了金代文人画家。苏轼文人圈的艺术被奉为圭臬，竹梅这些特定题材与诗联系起来。 这是朝文人绘画传统发展的第一步。杨邦基、赵秉文、王庭筠等人专事文人题材绘画，如学习李公麟的人物和马，还有墨梅和墨竹。当然，很多金代画家也从事山水绘画;不同于米家山水的法则，这个时代的山水画没有明显的文人画特征。史料记载中，只有两位画家延续米芾的画法，但李成—郭熙的风格模式仍是普遍流行的北方传统，各个阶层的画家都进行这种样式的绘画创作。无疑，金代文人的山水画大多带有早期风格，他们中的一些人努力探索新的山水画样式。武元直和李山的独特风格，在他们的《赤壁图》《风雪松杉图》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个人风格，从中可以追溯早期的山水画家，继承了一个世纪前北宋文人画家的艺术特征。

金武元直《赤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金李山《风雪松杉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所有金代传统艺术都因袭了宋代文人艺术。在对南宋文人画的考察中，诗歌和书法的发展也可以作为指导原则。在文学方面，苏轼对南方文坛的影响显然不如在北方那么大。辛弃疾(卒于1198) 继续发扬着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风。南宋初年，江西诗派延续着黄庭坚的诗风，风格瘦硬，追求字字有出处。其他的诗人如陈与义(1090—1138)就倾向反对北宋文人的模式，更倾向于唐代的风格。陈与义认为，应当超越对苏轼和黄庭坚的模仿，回到真正的诗歌源头，那就是杜甫。后来的一位文人杨万里(1124—1206)开始学习黄庭坚的诗，后来改学唐代风格，响应宋孝宗(1163—1189 在位)提倡的唐代绝句。南宋末年，江湖诗派在民间兴盛起来，这个诗派崇尚晚唐诗风。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现复古思潮，反对苏轼和黄庭坚的风格，而向往盛唐的文学气象。

书法方面，从最开始对苏轼文人圈的推崇，也开始走向复古。高宗最开始学习黄庭坚的书法，然后是米芾，最后他还是回到了二王的风格。他的儿子孝宗也跟从王氏风格，因为他模仿高宗的笔迹。因此，高宗与文人艺术家在书法上的尝试，复兴了早期宋代宫廷的传统，他的继任者和文人们也继续传承，其中就有赵孟坚(1199—约1264)。但有些特立独行的官员仍然坚持北宋文人传统，如吴琚效仿米芾，范成大(1126—1193)承袭黄庭坚。 此外，南宋末年，禅宗和尚从黄庭坚的手稿中吸收所得，自成一家书风。总的来说，文人在开始阶段影响巨大，但承袭二王的院体书风在宫廷逐渐复兴，虽然间或出现文人高僧的不同观点，但这一风格还是成为时代主流。粗浅来看，绘画领域也是如此，主流绘画是肇自李唐的院体山水体系。但个别艺术家承续了早期文人官员的艺术风格，一些禅师的写意作品也在13世纪出现。

南宋赵孟坚《水仙图》(局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高宗显示出对苏轼文人圈艺术的一些兴趣，皇室收藏的四个部分包括他们的著述和绘画。高宗推崇梵隆的画作，梵隆师法李公麟。高宗还欣赏宫廷里的首席鉴赏家米友仁的作品。高宗或他儿子孝宗以书法来书写古代儒家经典，由官员马和之据此绘画。马和之的画法是由李公麟复兴的古老画法，虽然这种画法属于文人绘画体系，但马和之的风格更接近唐代，而不是北宋。同样，无论是皇室宗亲赵伯驹，还是院体山水奠基人李唐，他们的风格渊源都来自唐代显贵李思训和其子李昭道。只有极少数宫廷画家效法北宋的模式，大多数宫廷画家倾向于复兴宋代之前的艺术。一直到南宋末年，在显贵和文人眼中，唐代的青绿山水都是普遍接受的绘画形式。比如，人们认为钱选就继承了赵伯驹的山水。这些都是院体绘画的主题，比如以李唐风格描绘的青绿山水和花鸟画，文人一般很少涉及这类绘画。这些对文人艺术的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从积极一面看，一些民间画家继续传承着北宋文人的传统。

在11世纪末，苏轼文人圈形成的书法风格不同于院体书法的法式。在南宋晚期，院体画和文人画明显区分开来。几乎没有院画家效仿北宋文人，同样，文人画家也基本不涉及院体风格绘画。南宋初期，有些士大夫在朝廷任职，在高宗朝，米友仁名声最盛。后来，宋理宗(1225—1264在位)的驸马杨镇在都城与友人们一起画墨竹。然而南宋最杰出的文人艺术家却远离朝廷，他们的艺术由家人和弟子传承。扬无咎(1097—1169)和他外甥汤正仲是文人隐士，专画墨梅。赵孟坚做过严州知府，擅长白描水仙。这显示出院体画家与文人业余画家之间的分歧在增大，文人绘画传统在宫廷外依然延续着。

皇家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唐代都城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如唐玄宗就是一流的艺术赞助人。大多数唐代画家受到宫廷赞助，或者接受佛寺的委任来绘画。著名的吴道玄出生贫苦家庭， 却成为宫廷画家，被朱景玄列入最顶尖的画家行列。在宋代， 苏轼文人圈的成员作为士大夫和业余绘画者，以一种轻松休闲的方式为自己和朋友作画。到了宋徽宗时期，皇家对艺术的赞助达到顶峰，画家被选为画院画师。遗憾的是，从文人观点来看，在画院里艺术家的创造力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的作品受到严格监督，且绘画的评价标准也是讲求形似的现实主义。高宗继续着徽宗的事业，扮演文化赞助人的角色，努力在各方面达到唐代的兴盛。杭州无疑是南宋的文化中心，但是出现于早期的那种文人绘画探索，在南宋朝廷并不显著。相较之下，金朝皇家没有成立画院。相反，金朝的文人官员主导了文化基调，皇族成员响应他们的倡导，比如画墨竹。文士领袖在北方的影响力明显强过南方，皇帝也受到影响和带动。到了元代，朝廷对宫廷绘画进行赞助，而各地民间文人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已经在金和南宋期间有了前期征兆。南宋文人艺术家继续在民间绘画，专事墨竹、墨梅及墨花。与院体绘画相对，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文人绘画的模式。总的来说，南宋文人画家的主要成就是对绘画主题的界定。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对艺术家风格和社会背景进行更多细致的考察。最开始，文人画是一种表现社会阶层的艺术，而不是一种艺术风格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大部分有记载的金代画家都属于士人阶层。专业画家的名字却几乎没有留下来，他们的画作也没有太大影响力。虽然金代文人如赵秉文、王庭筠专事文人主题绘画，但山水画依然是各类画家最常见的主题。当然，这两种不同社会背景和艺术风格的绘画还没有完全融合。南宋艺术家的身份更为多样。除了权贵、官员和士绅，还有僧人、道士和院画家。从传统文人角度看，重要的画家自然是文人或与文人有直接关系。但那个时代，文人艺术被各阶层接受。上面提到宋理宗的驸马杨镇，他和他的朋友们就从事文人艺术。在其他皇族里，以文人画闻名的就是赵孟坚。此外，文人与高僧的交往也比较密切。

在北宋，黄庭坚与诗僧惠洪以及善画墨梅的仲仁交游。到了南宋高宗朝，梵隆和尚学习李公麟最为出名。南宋晚期有一位仁齐和尚，就广泛吸收文人文化来说，他是个有趣的例子。他的书法习自苏轼，墨竹学习士大夫俞徵，墨梅则来自扬无咎。相比道士，僧侣画家似乎更受文人影响。道士丁野堂专画墨梅，当理宗问丁野堂画的梅是否为宫梅，他回答不是，他画的是野梅(野，也就是他自己)。从他的俏皮话可以看出一些道家的从容自我，与儒家文士的顺从不同。当然，丁野堂的绘画主题也和其他道士一样，可以被列为文人画。

可以看到，显贵、僧侣和道士受文人画的影响，然而却几乎没有院画家按照文人画传统去作画。更让人关注的是，文人画家也避免画院体风格。宁宗(1195—1225 在位)朝有一位军官王介，跟从马远和夏圭学习山水，他也画梅兰。但是，将这些主题结合起来的例子甚为少见。一般来说，没有文人会把院体画家当作绘画楷模。山水画是南宋画院的主要绘画形式，一些文人逐渐抛开了山水这一主题。然而，在南宋初年，对山水的向往始终蕴藏在显贵和文士们的心中。但是到了南宋末年，只有小部分文人专门画山水了。龚开是个例外，他学习米芾的山水，到了元初，米家山水还影响了高克恭(约1245—1310)。另一个例外是钱选，他受到了赵伯驹青绿山水的影响。

元高克恭《春云晓霭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里比较适合讨论赵伯驹的地位和艺术风格，因为在南宋极少有他的后继者。由于金的入侵，赵伯驹被迫逃到南方。他画技精湛，自然得以在朝廷供职，还因为皇室血统，他获封官职。 他的地位当然不同寻常，据说，他和弟弟赵伯骕跟从一位院画家学习。他所代表的画派在南宋受到尊重，从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的总结中可以清楚看到:

唐小李将军始作金碧山水，其后王晋卿、赵大年，近日赵千里皆为之。

尽管这些艺术家都是皇亲国戚，把他们联系起来却显得很不协调。王诜和赵令穰都是苏轼文人圈的成员，他们的风格就与赵伯驹不同。除了钱选，后来的文人画家都没有学习赵伯驹的风格，赵伯驹的艺术还受到元代评论家汤垕的质疑。元代大师赵孟頫作复古的青绿山水，其画法主要来自董源和巨然。由于这些原因，赵伯驹的青绿山水不能被视为文人画传统的一部分。直到元代，一种独特的文人山水画风格才形成，与米家山水的法则不同。相反，南宋文人则首要关注水墨花卉树石，在这些领域拓展文人艺术传统。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对文人画题材的一些影响。

元钱选《八花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来源：“学衡”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