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上书终获重视 康有为说做到这六点可打败欧洲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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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开篇即说：“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恒亡。信哉言乎？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餐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1895）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宫南窗，以备乙览；以一份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乘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也。”梁启超这段述说，有正有误，为后来一百多年戊戌叙事奠定了一个基础。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康有为在戊戌故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康有为担负着很重要的历史角色，戊戌政治之所以发生，确实都与康有为，尤其是他那些上书有着重要的因果关联。
康有为
《上清帝第二书》没有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但在上书第二天，却被美国公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康有为的说法虽然有点耸人听闻，夸大其词，但田贝“索稿”如此具体的事情，相信康有为不会无中生有：“海东龙泣舰沉波，上相輏轩出议和。辽台膴膴割山河，抗章伏阙公车多。联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台人号泣秦桧歌，九城谣谍遍网罗。杠棺摩拳，击鼓三挝。桧避不朝，辞位畏诃。美使田贝惊士气则那，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呜呼，椎秦不成奈若何？”
公车上书不了了之，朝廷接受李鸿章的警示，仍然按照原议在中和和约上用宝，并按时与日本换约，中日甲午战争至此全部结束。旧的一页翻过，新的一页重新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康有为和其他公车一样，重回书斋，不忘此行使命。越日发榜中进士第八名。“十一日引见，授工部主事。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又平生讲学著书，自分以布衣终，以迫于母命，屈折就试，原无意于科第，况仕宦乎？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徐公树铭至累揖相劝，吾卒不行。前书不能上，二十八日朝考后无事，乃上拒和之论而增末节，于闰四月（按是年为闰五月，此作四月，实误）六日递之察院，以十一日上于朝，上览而喜之，甫发下枢垣一时许，枢臣读未毕，恭邸阅至论矿务一条，以手作圈状。上既追入，旋发下军机，命即日抄四份，军机处本无抄手，乃调自内阁，即日抄呈，以一呈太后，以一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以一存乾清宫南窗小箧，以一存勤政殿备览观。”如果从康有为第一次上清帝书算起，前后经历了七年时间，康有为终于实现了理想。不过，仍需注意的是，康有为仍然不是以平民身份上书，他此时毕竟已获得功名，毕竟已成为体制内具有一定级别的工部主事，级别不算太高，但毕竟有了名份。
受到光绪帝、清廷政治高层重视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诚如康有为自己所说，一是因为前次起草的那封《公车上书》没有递交上去，二是因为“朝考后无事”，于是利用这个机会作了修订，主要是“增末节”，所以上清帝第三书的主旨、结构、行文，大致与第二书相同，甚至就是第二书。
据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上清帝第三书上书日期应为五月初六日（5.29）；都察院代奏日期为五月十一日（6.3），缘起、结果，徐勤都有清晰的记录：“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 其一二稍有心之人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先生以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未为迟。中国及此速图自强，尚可拯救。于是取公车联衔之书，乙其下篇言变法者，加以引申，并详及用人行政之本，复为一书，于五月初六日在都察院递之。十一日，都察院据以上闻。是日发下，半时许，再传旨取回。留至十五日发下，有旨命抄三份，限一日抄讫。一呈懿览，二存御匣，三贮乾清宫北窗。十六日抄就，呈懿览，留览十日，二十六日乃发下。闰五月发各省督抚会议复奏。”
都察院五月十一日代奏原折称：“据广东进士康有为条陈善后事宜一件，赴臣衙门呈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该条陈尚无违碍之处，既据该进士取据同乡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未敢雍于上闻。再，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抄录进呈，恐致耽延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一件，恭呈御览，伏乞圣鉴。”
《上清帝第三书》长达一万三千字，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未及提出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变法下手之方及先后缓急的顺序，充分说明中国必须利用甲午战败后的形势，赶紧变法的理由。康有为指出，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有清二百余年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中国经此剧痛，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深刻反省，急筹自强大计，而不应该上下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复庆太平。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康有为重申了公车上书中的富国、养民、教士三个问题，另外增加了练兵一条。他强调，练兵之策，一定要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陈旧办法，建议采用如下六法：
1、汰冗兵而合营勇；2、起民兵而立团练；3、练旗兵而振满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广学堂而练将才；6、厚海军以威海外。
资料图
康有为相信，如果按照这个办法进行，水陆并练，那么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则将来饮马南洋、秣兵欧土也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何况区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呢？
中国重塑辉煌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拘一格地选用合适人才。康有为真诚希望统治者能够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因为处非常之世，应非常之变，必须启用非常之才，而过去那些寻常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的庸谨之才，虽然可以守常，但决不足以应变，决不可能将中国引向一个自强、繁荣的坦途。他建议光绪帝务必要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抓起来，垂意旁求，日夜钩访，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规，越次擢用，这样天下之士必踊跃发奋，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为国家效力，辅佐皇上，共谋中兴大业。
从康有为列举的条件看，最关键的条件是要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今日中国所处的环境及存在的问题，“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理由很简单，因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下之健。康有为恳切地希望光绪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远鉴中国早期圣哲的淳淳告诫，近鉴俄罗斯、土耳其变革昌盛、不变革则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权其轻重，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厉行改革，将中国引向光明灿烂之途。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康有为七上皇帝书：背景与志趣》第三部分，原载于《中国文化》杂志二零一八年春季号，现标题为编者所拟。（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微信号：yishure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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